根据CBC的报道，渥太华的家庭医生们注意到，许多公务员正寻求医疗证明，以支持其在家工作的请求，这无疑加重了本已紧张的医疗体系的负担。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有在渥太华地区的医生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表示。“我们每天都接到来自不同公务员患者的各种证明要求。”

虽然实际的请求数量看似不多：例如，Matin医生每周收到大约两到四个请求，而在Vanier的家庭医疗诊所，Alex Duong医生则表示自春季以来已接到数十个此类请求。

但医生们认为，这一问题在渥太华地区普遍存在，他们感到这些就诊及由此产生的繁琐表格实在是对本可以用于患者护理的稀缺资源的浪费。

“我们被要求为联邦政府监督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政策，坦白说，这并未有效利用我们的时间，”Duong表示。

他指出，联邦政府实际上是将自身的问题“转嫁”给家庭医生，而如今，本就短缺的家庭医生更是捉襟见肘。

Matin医生强调：“在医疗系统几近崩溃的关键时刻，这些请求让我们感到异常困扰，我们陷入了无法应对的局面。”

文书工作成为负担

Derek McLellan医生表示，他每周都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来处理在Riverside South家庭医疗诊所的文书工作。

过去几个月中，寻求避免“重返办公室”要求的患者人数不断上升。

“他们的经理会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开一张医疗证明，所以请去开一张，’”他指出。

即使医生开了证明，事情依然没有结束。患者会拿着三到六页的表格回到诊所，医生则需要填上相应的信息。此外，有时他们还需要填其他的文件。

McLellan表示：“这实属一项繁重的任务，因为这只会增加我们的额外工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没有医疗价值。”

他还提到，某些文书工作似乎更为无意义，因为有些患者在疫情前已获得远程工作安排。如今，随着重返办公室的要求，他们又被要求重新提交证明。

他说：“这基本上是一个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我们深陷其中，最终只能增加管理工作时间。”

Duong同样提到面临的相似负担。他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行政医学”，而远非“真正的医学”。在Barrhaven执业的Roozbeh Matin医生表示，自联邦政府宣布要求公务员更多重返办公室以来，他已注意到这一变化几个月了。

“我用于填写这些表格的时间越多，我在患者身上能花的时间就越少，”他说。

Matin表示，所有这些额外的文书工作导致了医生精疲力竭，也影响了他们的患者护理能力。“这带来了大量的文书负担，正是我们当前的症结所在，”他说。

他说，这些请求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社交焦虑、背部疼痛、内向、对感染COVID-19的担忧，以及对公共洗手间的不适等。他表示，这些担忧对患者而言是合理的，但亦让医生感到为难。

医生不愿为政府提供“把关”服务

“这让医生处于一种境地，他们几乎不得不像法官一样进行裁决，而非进行疗型的评估，”Duong指出，许多家庭医生并未受过职业医学方面的培训，这使得他们在扮演此角色时可能会“损害医患关系。”McLellan对此同样表示赞同。

“无疑，这会引发一些矛盾，因为在没有医学依据的情况下，我们被视为把关者，而我们也无权参与这样的讨论，”他说。“这无疑会带来一些紧张关系。”

加拿大财政部秘书处（TBS）表示，他们并未集中统计有多少公务员申请在家办公、多少人获得批准以及多少人需要医疗证明的信息。

报告称，联邦政府的《便利义务指令》规定，面临工作场所障碍的员工应得到便利，直至该便利不会造成年过度困难。

TBS的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混合工作模式并未改变我们支持员工的方法或承诺。”

该指令要求管理人员合理地解决与工作相关的需求，无需正式提出便利请求，但在某些情况下，医生的记录可能是必要的。

TBS的声明还指出：“如果员工面临的障碍不明确，或者潜在的便利措施不明确，则可能需要提供医疗证明等支持性文件。相关文件的要求应根据具体情况和请求的复杂性逐案确定。”

Duong表示，解决方案很简单：政府应该雇用专业人员来制作所需文件。他说：“如果联邦政府想进行职业评估，他们应该考虑雇佣具有职业医学培训的医生。”

McLellan医生同样给出了相似的建议。

他说：“我相信这将是更有效的资源利用，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不是我们的医疗系统。”

信息来源：星岛都市网